马斯克被逼捐背后：西方论战贫富差距的几大经济流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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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拥民，均衡研究所学术顾问、浙江大学跨学科中心特约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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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把机会平等推进到了这个程度之后，一方面将依赖于对人群的划分，另一方面还得依赖于对群体差异及其与补偿程度之间的对应关系的确定，这两者都可能是相当专断的，也许需要严重依赖于计划手段。
2021年1月19日，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执行干事戴维·比斯利（David Beasley）在推特向埃隆·马斯克（Elon Musk）“喊话”，在恭喜后者荣登世界首富之位的同时，进行“逼捐”。比斯利称：“为了庆祝你这场胜利，我们现在为你提供一个毕生难求的机会――用66亿美元拯救4200万人。”半年多后的10月26日，比斯利在参加CNN访谈节目时又一次谈到了这件事情，呼吁马斯克这样的超级富豪站出来提供“一次性援助”。
马斯克的身家一度达到了3000亿美元，60亿美元只相当于他个人财富的2%。他回应称，“如果世界粮食计划署能够清晰明了地准确描述 60亿美元将如何解决全球饥荒问题，我将立即通过出售特斯拉股票来捐赠这笔钱。但是，它必须采用公开透明的会计方法，让公众可以准确地看到钱是怎么花出去的。”
随后，戴维·比斯利发布了解决全球饥饿问题捐款使用情况明细单，并继续喊话马斯克：“你去年制造了50万辆汽车，而我们拯救了全球1亿多人口免于饥荒；你懂得如何制造汽车，而我们明白如何拯救难民。”
▲ “逼捐”事件前后，埃隆-马斯克在社交媒体上引用《七步诗》© 新浪微博
这场“逼捐”秀背后，是怵目惊心的全球贫富差距现实。
几乎每一年，在各种富豪榜发布之后，都会有一些有心人计算前几位富豪的财富总额，相当于多少亿最贫困人口的资产总额。计算结果当然极具震撼力，例如，在2019年，全球26位最富有个人的财富总额相当于38亿最贫困人口的资产总额。2021年，由于排名居前的富豪们的财富有了大幅增长，结果可能会更加夸张。
▌西方左派如何追求分配正义? 拉平与优待会造成族群对立和社会分裂
“平等理论”，或者说，视平等为最高价值之一的（左派的）分配正义论，在伦理学和政治哲学中素来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地位，对经济理论和经济政策也有非常深远的影响。
平等理论的根本原则，不会有人提出怀疑：所有不同的人从根本上说都是同等重要的，应该得到平等对待；但是，在“人生而平等”和政治平等的基础上，需要进一步考虑的“待平等之物”到底是什么，不同的学者有着非常不同的看法。有人认为要确立权利平等，有人认为要实现资源平等，有人认为要保证可行能力的平等，有人认为要追求获取福利的机会的平等……
对于各种平等理论的具体内容，可以总结为这一句话：追求所有这些“平等物”的平等都是为了实现机会平等，或为形式上的机会平等赋予特定的实质性内容，因为西方左右两翼的基本共识是――也许只限于在进入21世纪之前――在机会平等的前提下，个人依靠自己的能力通过自己的努力获得的成果，是他“应得”的；而由此导致的结果差别或“不平等”，在原则上是可以接受的。
对此，即便是视平等为“至上的美德”的罗纳德·德沃金（Ronald Dworkin）也曾这样说过，“绝对而无差别的平等，不但是一个软弱无力的或容易被其他价值压倒的政治价值，它根本没有价值：用勤快人的成果去奖励那些能够工作却选择了游手好闲的人，这样的世界根本不值一提。”
然而，真正的关键在于，几乎从一开始（或自约翰·罗尔斯以降），西方左派其实就从来没有满足于形式上的机会平等。相反，他们中的激进者往往指责，形式上的机会平等只是一个假面具，各种政治制度、经济制度、社会制度和教育制度，不追求任何层面上的实质性平等机会，反而只是使机会平等变成了现实不平等的遮羞布和挡箭牌。这些左派认为，若不给机会平等赋予实质性内容，“机会面前人人平等，能不能成功，就看个人的能力高低和努力程度”，就只是一个空洞的、欺骗性的口号。
▲ 2021年10月18日，美国纽约第五大道著名地标建筑华尔街铜牛旁边摆放了一座大猩猩铜像雕塑Harambe，周围摆满香蕉，此举旨在抗议贫富差距问题。© 风声opinion
▲ 电影《雪国列车》中，每个人按照自己的地位被分配在了不同的车厢。© 风声opinion
▲ 电影《寄生虫》塑造了一出贫富两极分化社会下的黑色喜剧。© 风声opinion
▌ 西方经济学的再分配思想七大流派， 中国应先解决初次分配的不平等
在一定意义上，经济学对任何问题的思考，都要落脚到效率上。在经济学中，不平等指的主要是收入不平等；其他方面的不平等，或者可以用收入不平等来衡量，或者最终体现在收入不平等上。
01
左派自由至上主义派
左派自由至上主义者支持自由市场，同时又主张对财富进行“正义”分配，而对财富的正义分配主要是指赋予每个公民在物质上的平等起点，比如让所有人都可以获得“基本收入”（basic income），或者“基本资本股份”（basic capital stake）。
“基本收入”指每个月从国家获得一笔钱，“基本资本股份”则指公民在成年时从国家拿到一大笔钱且在那之后不再得到任何东西。无论采取哪种形式，个人都可以用这笔钱做任何自己想做的事情。
左派自由至上主义者坚持自由市场观念。他们与右派自由主义者的区别仅在于，当且仅当进入自由市场时的所有权是公平而正义的情况下，自由市场的分配结果才是公平而正义的，而让所有权变成正义的，就必须缴纳公平且正义的税收费用。左派自由至上主义与右派自由至上主义还都相信自我所有权。
左派自由至上主义的理想是实现一个既自由又平等的社会。
这种“基本收入”或“基本资本股份”，也可以视为“以公民身份为资格的最低收入”。给每个公民发放基本收入的设想最早可能源于200多年前的托马斯·潘恩（Thomas Paine），不过与潘恩当初的想法不同，左派自由至上主义认为这项支出最终必须由税收承担。
由于左派自由主义者强调不能让再分配影响市场机制，熟悉经济学历史的人不难看出它与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当年倡导的负所得税制之间的某种相似之处，因此它是离左派顶端距离最远的一种左派再分配思想。
02
基于自由权利的可行能力平等派
这一派的倡导者是诺贝尔学经济学奖得主阿马蒂亚·森（Amartya Sen）。森在经济不平等问题上的思想已经广为人知了，而且对现实世界的政策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例如森曾经担任联合国秘书长的经济顾问，并指导了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对人类发展指标的编制。
不过需要提出的一点是，森所说的“可行能力”，主要不是指通过特定的“有效”再分配手段去干预弱势群体，帮助他们掌握某种技能以提高生活水平。他是从研究贫困和饥荒问题转入不平等领域的。
▲ 《以自由看待发展》阿马蒂亚·森（Amartya Sen）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1月
在森看来，一个人的生活是由一系列功能性活动构成的：一个人能够做什么、能够怎样生活，这不仅包括让自己有良好的营养、健康的身体等，还包括让自己有自尊、受人尊重等。这种能力，主要体现为一种人有权利去选择他认为有价值的生活的自由。因而，森把着眼点放在了人们的可得信息集和可行选择集的扩大上面。
因而他所说的“基本能力”，与强调特定于范围狭窄的某个群体的再分配举措在一定意义上是背道而驰的。
强调教育和培训，即建议对劳动者技能持续进行投资，这应该是西方经济学界对于如何解决不平等问题的主流观点，尽管对现实政策的直接影响可能不是最大的。
这种观点是对人力资本理论的继承。比较有代表性的是著名劳动经济学家克劳迪娅·戈尔丁（Claudia Goldin）和劳伦斯·卡茨（Lawrence F．Katz），他们在合著的《教育和技术的竞赛》一书中总结了美国的历史经验，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一个以教育和技术之间的“竞赛”为核心的解释收入不平等问题的供给－需求－制度分析框架。
▲ 《教育和技术的竞赛》克劳迪娅·戈尔丁（Claudia Goldin）劳伦斯·卡茨（Lawrence F．Katz）著。© 商务印书馆2015年7月
戈尔丁和卡茨认为，从总体上看，美国的科技和教育的发展，带来了持续的经济增长和民众生活水平的提高，而收入分配状况的演变背后，关键在于高技能劳动力（熟练劳动）的相对需求和相对供给的增长的匹配性，其根本机制可总结为制度约束下的技术和教育之间的一场竞赛。
技术和教育的竞赛是永不休止的，经济增长和不平等都是这场竞赛带来的结果。对高技能劳动力的需求在一个多世纪的时间里一直以相对稳定的速度增长，而其相对供给则变化较大：
在二十世纪上半叶，由于“教育在竞赛中跑得更快”，导致经济持续增长，同时经济不平等大幅下降，但在进入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后的三十多年以来，技术大大领先教育，结果导致经济相对停滞和不平等状况恶化。
因此，他们认为不平等状况变化的主要原因是，在二十世纪上半叶，新技术带来的需求增长，“奖励”的是一般性技能，如计算能力、掌握科学知识的多少、阅读能力和解读蓝图的能力等，这让受过高中以上教育的普通人也可以受益。而在进入二十一世纪之后，最受欢迎的技能则变成了分析型技能，一般技能拥有者的收入状况严重恶化，同时全球化又带来了全新的挑战，使收入分配出现了“断层线”。
04
“拟古改制”派
这个流派以已故经济学家安东尼·阿特金森（Anthony Barnes Atkinson）为代表，它应该是对当前西方各国现实政策影响最大的一个主张再分配的经济学流派。
阿特金森是托马斯·皮凯蒂的导师，长期被公认为研究不平等问题的最顶级专家。阿特金森也是为数不多的明确表示，必须通过再分配工具来促进结果平等的经济学家之一。
他对此提出了三个理由，分别是：
与戈尔丁和卡茨等人关注美国的历史经验不同，阿特金森很大程度上是在总结英国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提出自己的政策主张的，他的政策主张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恢复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英国曾经采用过的、后来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之后被取消或缩减的一系列再分配政策。因此，本文将他称为“拟古改制”派的代表。
▲ 《不平等，我们能做什么》安东尼·阿特金森（Anthony Barnes Atkinson）著。© 中信出版集团 2016年5月
阿特金森认为，教育和培训确实也能起到很大作用，但它们的效果是不明确的，既有可能减少不平等，也有可能扩大不平等，因此更关键的是必须立即全面实施多种更激进的、能更快见效且效果明确的再分配政策。他在《不平等，我们能做什么》一书中，一口气提出了十五项政策建议，包括政府应制定能够促进就业的“产业政策”、提高最低工资标准、提高所得税率、征收遗产税、扩大社会保障面等。
05
“老社会民主主义还魂”派
托马斯·皮凯蒂（Thomas Piketty），也许是近年来国际上声名最响亮的经济学家。不过，虽然他强调了资本和劳动的不可替代性，认为存在着资本对劳动的“剥削”（在资本收入增长一直高于经济增长、从而资本收入总是会大于劳动工资收入这个意义上），同时也强调“劳动者”内部的收入不平等，但皮凯蒂在总体上仍然支持市场经济，只是他的观点比他的老师阿特金斯更加激进了一些。
▲ 托马斯·皮凯蒂与《21世纪资本论》© 风声opinion
皮凯蒂认为，当今的西方左派已经不再是原来意义上的左派了。以美国的民主党为例，它现在所代表的是“婆罗门左派”，即高学历精英和专业人士，而不再是工人阶级和中下层阶级了。他据此指出，左翼和右翼政党分别代表了利益与全体民众的利益相违背的两大精英势力：智识精英（左翼）和商业精英（右翼）。他将这个体制称为“精英合谋政党体制”。这个体制维持了不平等的分配格局。
在此基础上，皮凯蒂认为，要想彻底扭转不平等状况继续恶化的局面，只有寄望于左派政党重拾阶级政治，采取强有力的进步主义议程（不过不是革命），取得权力后再通过实质性的有效再分配措施降低不平等。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把皮凯蒂所代表的这个流派，称为“老社会民主主义还魂”派。
皮凯蒂主张，作为第一步，应该开征财富税（Wealth Tax），同时大幅提高所得税率和遗产税率。他的政策建议，在现实世界中也获得了一些回应，例如，美国资深联邦参议员伊丽莎白·沃伦（Elizabeth Warren）和曾经参选总统的伯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都提出过财富税方案，沃伦的方案的设计者还是皮凯蒂的学生和合作者法国经济学家加布里埃尔·祖克曼（Gabriel Zucman）。
06
微观行为助推派
这个流派以行为经济学家理查德·萨勒（Richard Thaler）、阿比吉特·班纳吉（Abhijit Banerjee）和埃丝特·迪弗洛（Esther Duflo）等人为代表，他们三人都曾经获得过诺贝尔经济学奖。
行为经济学家们通常并不直接提出宏观层面的再分配方面的政策建议，但他们一般都不反对再分配，只不过强调只有帮助穷人的美好意愿和宏观层面的再分配政策往往并不足够。理由是，穷人之所以穷，在很大程度上是他们在“认知”上和行为上有问题，比富人更容易受困于各种各样的决策和行为“偏差”。各种以帮助穷人为目标的再分配政策，如果不能认识到这一点，就无法取得满意的效果。
微观行为助推派认为，穷人受各种原因所限，无法进行合理的规划（或者即便有了规划也往往不能坚持下去），因此重要的是，政策制定者或“选择架构师”要在充分了解穷人的认知缺陷和决策过程特点的基础上，设计适当的选择架构（包括利用人们的“偏差”），引导人们改变行为，让他们做出更符合其自身（长远）利益的选择，从而帮助穷人跳出贫穷陷阱。
此外，他们还主张，由于人们认知是具有可塑性的，还应该致力于通过教育等途径提高穷人的认知能力，以便让他们做出更好的决策，促进自身的利益，脱贫致富，从而缩小贫富差距。
07
实证社会选择派
归入“实证社会选择派”的主要是一些实验经济学家。这个流派的成员在最一般的意义上是支持再分配的，但他们通常不直接揭示自己在这个问题上的意识形态倾向，而是提出了这样一种主张：要不要进行再分配以及采用什么样的再分配方案，都属于社会选择问题，可以从实证的角度采用实验方法来进行研究，即观察人们在效率、平等、自由等价值之间如何进行取舍，测量他们对于不同的分配正义原则的接受情况，从而为人们选择合理的再分配方案提供依据或参考。
这些实验经济学家在各种各样的情景下模拟了不同的财富分配过程，从总体上看，多数人认同的财富分配规则是对效率和公平进行权衡的结果：他们会考虑一条最低保障线，在保障线之下偏向于平等原则，而在保障线之上则偏向于效率原则。
▲ 首尔城乡结合部。 © 风声opinion
上面粗略地描述了经济学中在再分配问题上的7个流派，前5个流派构成了一个光谱，后两个流派则位于光谱的周边或光晕地带。
当然，这个列表肯定是不完整的。例如，有的经济学家认为全球化会导致不平等问题复杂化，因为最近几十年来的全球化在缩小了国与国之间的贫富差距的同时，加剧了各国内部各阶层之间的不平等（在美国，这种情况可能特别严重），但由于再分配政策一般只涉及本国，所以本文没有将这种观点列为一个流派。
另外，有些持“另类”观点的学者还认为，前面列出的这些流派提出的政策措施，效果都不明确。例如，沃尔特·沙伊德尔（Walter Scheidel）在《不平等社会：从石器时代到21世纪，人类如何应对不平等》一书中称，经济增长、教育和技术变革、民主化等“良性”手段，全都无法显著地降低不平等，真正能够缩小不平等的，只有战争、革命、国家崩溃和巨型灾难这“四骑士”。对于这类观点，本文无法给出更多的评论。
面对巨大的贫富差距，如何追求分配正义和可分享的经济增长，已经成为全球性议题，中国当然也不例外。
无论在规范的平等原则上，还是旨在缩小贫富差距的具体再分配政策上，西方各国即使是在“左派”内部，也没有形成特别强大的共识。对于中国来说，在引用西方各国的再分配理由、借鉴西方各国的再分配政策时，也许需要特别注意的是避免犯具体性误置的谬误。
例如，当前中国的贫富差距，最主要的表现是地区差距和城乡差距，以及行业差距。这些差距本身都属于初次分配问题，基本上都是因为基本权利上的不平等所导致的，而基本权利的平等，在西方各国可能早就是默认的前提了。
原标题为“缩小贫富差距，该如何做好？——西方左派再分配理论和政策建议”